窗外，细雨菲菲，柳丝飘飘。我独自守在窗前，悠闲地读着现代诗人戴望舒的名作《雨巷》“撑着油纸伞，我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读着读着，我的思绪一下子便飞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故乡……
我的故乡，属于北国，属于乡村。确切地讲，虽然我们那里也把“大街”叫作“街”，可“小巷”当时似乎并不叫“巷”，而是叫做“胡同”。入村要问谁家住在哪里，一般都是这样回答：哪条胡同里的哪棵什么树旁边。
我的老家祁堂村，是豫东平原上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村子几经外迁，稀稀落落，只有七八十户人家、三四百口人。记得当时，村中能够称得上“街”的，应该说也就“三条”，甚至可以说只有“两条半”。因为除了一条东西主街和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斜街贯通全村之外，而那条南北街仅仅只是将主街和斜街连在了一起，根本就不是一条整街。那时村里的人们来来往往，一家一户大多还是靠“胡同”沟通。
如果我们把村庄看作是一个生命体，那么街道和“胡同”就构成了村庄的血脉。在早年的记忆里，我的老家位于主街的北面，老宅的左侧就是一条“胡同”。那条胡同与南北街平行，将三条街构成的直角三角形分割成了两半，一半为一个小直角三角形，另一半却成了一个直角梯形。作为一条直角边或梯形的上底边线，它整体上显得并不悠长。
老家的这条“胡同”，看起来既简单而又质朴。它窄窄的、直直的，绝没有江南小巷的那种曲曲折折，也没有江南巷子的影影绰绰，这倒正好印证了一条歇后语：“小胡同里扛扁担——直来直去。”我曾走过一些地方，北方的胡同大抵如此。它的方向感非常明确，东西向就是东西向，南北向就是南北向。它虽然细细的，看起来有些羸弱，但它从不扭扭捏捏、遮遮藏藏。
故乡的“胡同”，说到底，其实就是一条黄泥小径。它没有江南巷子里的青石板，走起来“哒哒”地作响，也没有江南巷子两边逶迤的花墙，但小径走得人多了，也就踩得瓷瓷实实的。天晴的时候，硬硬的，带些土丝儿，千层底布鞋踩上去很是舒适；下点小雨，上面略微出现些油泥，看上去明兮兮的，光着个大脚板走过来，凉凉的，光滑而又洁净。
故乡的“胡同”绝不寂寞，一家一户，前后衔接，毗邻而居。同住的不但是多年的老街坊，而且同宗同族、血脉相连，有的甚至就是骨肉至亲。这条胡同里的每家每户，都能够和谐相处。即便是有点磕磕绊绊的，也很快地被穿街而过的柔风和自然淳朴的乡情抚平了。
胡同的两边，一家一户尽管看起来极为相似，有的是半截泥墙，有的是篱笆院落，有的是自己做个柴门，随意半开着，有的则连个柴门也没有，就那样任其自然敞荡着，还有的在屋山的一角栽上一棵枣树，有的在柴门一边植一棵香椿树。
老家的雨，也不比江南的雨。江南细雨霏霏，如烟似雾，轻柔弥漫，温润得好像一位多情的少女；故乡的雨，则是那种白荡子雨，性格爽朗，来得急，去得也快。一片乌云翻墨，一阵乱风刮过，豆大的雨点“砰砰啪啪”滚落着，很快天上地下便连成了线，天地间如织网一般。胡同里的小路上，初开始还是明兮兮的，接着就汗珠滚落了。
雨水，哗哗地流淌着。房顶树下，滴滴答答，啪啪作响，胡同顿时成了一个宏大的扬声器。一家一户的院子里，碧绿的泡桐叶片变得油光发亮，早已托不住那大捧大捧洒落的玉珠，地上开始由湿润变得光滑，继而四处开花，“砰砰啪啪”，万斛珠玉在跳跃、在汇集，拥挤、叠加成晶莹透亮的雪浪花，一会功夫从大门口篱笆缝隙挤挤扛扛地涌出来，如一锅锅沸水，翻滚着，腾跃着，又如一朵朵烟花瞬间绽放而又瞬间消弭。有时，上面还漂浮着些奇形怪状东西，像运河里来往的船只，它们前呼后拥、前仆后继，一条“胡同”一时间变成了一条沸腾的河流。
这时，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头顶着大荷叶或大桐叶，一手按着脑袋，另一手掂着鞋子，裤腿挽得老高，弯着腰，赤着脚，排着队，依次拉开，前后相接，脚尖轻点，一溜小跑，水面上画出了圆圆的痕迹，像蜻蜓点水，荡起了无数涟漪，身后溅起了一束束的水花。他们欢呼雀跃，有的还高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二回头，又玩起了相互泼水的游戏，直到一个个浑身湿透，那才算痛快之至！
记得当时，巷子里有棵大榆树，高高的树冠恰如一团浓绿的云。我们常常在树下玩耍，每逢下雨，早早地就能见到无数的蚂蚁排着长长的队伍，黑压压的像赶集似的，又像是在做着大战前的准备。每当大雨如注，老榆树那皲裂而幽深的沟壑里，雨水静静地流淌，恰如一条条细细的雨曝。偌大的一棵树，晴时树冠遮天蔽日，遇雨枝枝叶叶一束束水流聚集，这老榆树也就成了一条庞大的水系。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棵老榆树是“大耳朵家”的。“大耳朵”比我长一辈，按说应该叫她大娘的。初开始听人们都叫她“大耳朵”，我还以为她真的就是耳朵大，其实不然，“大耳朵”姓朱，她为人爱说爱笑，喜欢插科打诨，不但与同辈好乱，甚至与晚辈也骂着玩，于是，人们便称她为“大耳朵”。喊的时间长了，岁数与辈分与她一致的，见面就直接称她“大耳朵”，她似乎也默认了。
有一次，天一连下了好几场大雨，一个小伙伴在玩耍中不慎跌倒，“大耳朵”却说：“这回天该晴了！”有人问她：“为啥？”她却说：“摔倒汉子，晒干场院子；摔倒妮子，下塌屋脊子。”这男孩子跌倒也成了天意。不想这一句话，让摔倒者和大家都乐了。记得当时，乡下老家娶媳妇难，劝人不要挑挑拣拣的，“下大雨只要知道往屋里跑”就可以。那意思就是说“娶媳妇只要不傻就行”，而“大耳朵”却说：“下雨知道往外跑才对。雨来得急，往外跑着收东西，那才真叫做‘不傻’呢！”
在故乡的“雨巷”里，我印象中不曾飘过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要单单说姑娘，还真有一位，人们都叫她“傻大妞”。傻大妞本名叫做“青苹”，圆圆的面庞真的像个苹果似的，她十四五岁，扎着两个牛角辫，见人不爱说话总爱笑。据说，她是脑膜炎留下的后遗症。每逢下雨，她几乎都是戴着个破斗笠，披了半块塑料布，手里拿着个黄色的大口瓶、光着个大脚板在胡同里来回跑着，人问她：“青苹，干啥的？”她总是把头一歪，先看着你笑，然后不紧不慢说：“捉虫子，喂小鸡。”下大雨的时候，土墙边，篱笆上，甚至流水里，还真有一些小虫子。每次见到青苹，它的瓶子里都不空。有时是一条精致的“水拖车”（一种虫），有时是一只蝼蛄，还有时是一只蝉蛹，甚至有时就是蝉的一条断裂的翅膀。那翅膀，薄薄的透亮，水浸不湿，它大约是长尾巴的蓝麻嘎子啄落的。
青苹捉得了小虫，往往非常地兴奋，看到有人跑过来，她老远便把瓶子举得老高，边蹦边摇晃着，向人打招呼。有一次，我从地里割草回来，正勾着头往家跑，青苹笑嘻嘻地伸着瓶子拦住了我。我抬头一看，瓶子里装着一只螳螂。那螳螂，青绿色，三角形的脑袋直打转，眼睛突出，一对细长的触角一动不动，两只前足像两把利斧，胫节如镰刀，后腹上翘，大模大样地趴伏在那里，真有些“螳臂挡车”的味道。
在这条窄窄的胡同里，我印象中很少有人撑着伞走过。下地割草的孩子，一般都是脱下鞋赤着脚，把裤腿卷得高高地，背着个草篮子匆匆跑过；小孩子们则弓着腰，来回地趟，打打闹闹；从地里回来的大人们，头戴斗笠，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浑身水湿水湿的。
要说“油纸伞”，倒还真有一把。不过，说来似乎有些奇怪。下雨的时候，很少见伞主人从胡同里走过。倒是雨停了之后，才见他掂把伞，穿着一双高腰胶鞋，晌不晌夜不夜地从胡同里回来。这个人，就是朝举爷。朝举爷当时七十多岁了，但身体还硬朗。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干部，在城里工作。按说像他这么大年岁，应该在城里安享晚年了，可他却闲不住，自告奋勇地为生产队里看护庄稼。
朝举爷就住在这条胡同的东面，与我家错对着。他两间东屋，靠南山墙垒间灶火，北山墙下是秫秸夹起来的简易厕所，一个院子对着胡同敞荡着。靠路边种了一棵枣树，枣树每年结的枣子又多又大。朝举爷为人很严谨，家教是出了名的。他平常不苟言笑，小孩子们都很怕他，几乎没有人敢摘他家的枣子。不过，等枣子成熟后，他总是拿根棍子在树下敲敲打打的，落满一地的红枣，然后拿出来给孩子们分吃了，这时他会笑着对孩子们说：“种就是叫吃的，但决不能不熟就糟蹋了。”
朝举爷的那把伞，我不止一次地见过。那厚厚的“油纸”是粗布做的，桐油油的，深黄色，看上去很结实。伞把是一截长长的竹杆，硬硬的，掂在手里像根拐棍。伞托好像一节车轱辘，是很厚实的那种毛竹制成的。伞骨一律是两根绿豆粗的硬铁丝拧在一起，支撑顶布的竹条通直而修长。整把伞打开，简直就像是一顶华丽的车盖。等到人们雨停后又来到地里开始干活了，朝举爷这才回家做饭吃饭，因此，每次见到他都是雨停之后。他从地里回来，走过胡同，独自掂着那把雨伞，不紧不慢的。
大雨过后，那条窄窄胡同里，首先是鸡子们从棚子下面跑出来，立在断墙或篱笆上，抖动抖动身子，啄吧啄吧羽毛，“哏哏哏”地叫几声，就追逐着寻虫子去了。接着，人们头戴斗笠、脚穿雨鞋，有的还找块塑料布披上，拿着铲子或铁锹，相互喊着，急匆匆地从胡同里走过，向着自家的地里奔去。这样的风雨，地里刮倒的庄稼一定会不少。
雨后的胡同里，空气清新，风景别致，枣树、柿树、泡桐树叶片儿油光碧绿。地上留下的一小坑一小坑的积水，浅浅的，亮亮的，像一面面平静的镜子。蓝天、白云、房屋，还有绿树，倒映其中，恰似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这大自然的精灵，连接了天地，沟通了今夕。江南的“雨巷”，留在了戴望舒老先生的诗歌里，悠长、悠长而又寂寥；老家的“胡同”，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熟悉、亲切而又难忘。读着“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想起故乡，想起四十多年前那条窄窄的“胡同”，我的惆怅真的如丁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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