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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啸】言者罪否(散文)

来源: 免费小说网 时间:2019-12-16 11:49:46

信阳偏隅中原,古为申国,为豫楚之门户,武胜关、平靖关、平昌关三关峙于前,长江、淮河绕于后,因此又称两河之午衢。

人们对信阳感兴趣,首先是因为信阳南有鸡公山,乃著名的避暑圣地,“人民公敌”蒋介石就曾下榻于此。我是当学生时知道这一历史事实的,因了老蒋之故,竟产生了鸡公山为罪恶渊薮之感,我把它与老蒋密谋围剿中原解放军、解放军中原突围血战千里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蒋介石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十万中央红军血染湘江,只是从历史书上得来的理性认识,有些参加中原突围的人就是忘年交的朋友,活生生的在我的身边。因此,虽几次应朋友之邀去信阳小住,然至今我仍没有上过鸡公山。我不忍心打开近代历史上这一血腥图画,尽管近年来各地都把旅游牌打得天响。

我对信阳感兴趣,是曾经看过一篇材料,说信阳北发现了楚王城,疑为楚国故都。我颇有些相信。封建时代帝王选建都城,有否关隘是一重要考量。唐王朝建都长安,长安周围有关隘22处;陪都洛阳有8个关隘。信阳有三关之隘,有两河之堑,层峦迭抱,浉水环绕其间,北面就是千里中原,若建都于此,问鼎中原首先就有了地利之便。近来看信阳州志,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免有些许失望。历史没有假设,所谓三关之隘,在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只不过是遥远的历史记忆和当地人的心理屏障罢了。信阳这块汉楚文化反复浸洇之地,也不过是历史与人生的一处驿站而已。

然而看下去,又感到惊异了。信阳做为兵燹屡过的豫南重镇,做为“英杰挺生,忠义奋起,人物熙丰”的一大都会,过去的岁月三十年为一世,五十年一巨变,该走了都走了,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来来往往,构成了打量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从这个视窗看去,历史人物的来来往往,映射出中国官场文化的丰富内涵。大唐王朝皇亲国戚高士廉曾受封于此,“救时之相”姚崇曾因上书指摘太平公主干政而贬于此;北宋王朝赫赫有名的文正公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在这里“以治行著”,身为哲宗朝宰相却倒在为维护大局而为他人的辩护上;参倒范纯仁、被同代人称“殿上虎”的刘安世,于此也“有治行”,后因大胆上奏而遭贬的;明代从这里走出去的十大才子之一的何景明,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气,挺身为比肩而立、同为“一代山斗”的大梁才子李梦阳鸣不平,救李梦阳于冤狱之时;何景明之婿孟洋,为官御史时却因弹劾权奸而下狱┉┉大概是中国文化传统立德、立言、立功的影响,在他们的传记中,对其“言”的记录,大都超过了对“功”的记录,也多因言获罪。

不该来的,带来了对朝政的焦灼与无奈。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言获罪,并非他们理想的政治氛围;宦海政治的经磨历劫,没有消磨去他们兼济天下的雄心,也许,他们在这里再次出发时,亦带走了匡扶时政的腹稿。从这里走出的,带去了出仕的激切与期望。学成文武艺,卖予帝王家,经过十年苦读的学子们,难道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和豪迈?虽惹口舌之祸,然九死而不悔,在中国历史文人的身上,显现了传统文化倔犟的人格。

遥望中国官场文化的这一奇特现象,我们不仅要问:言者罪否?

谙熟中国历史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极其简单明了地把嘴巴的功能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说话。民间有一俗语曰,会说话的赏银子,不会说话的挨板子,说话真是一门大学问。一旦开口说话,不仅要看内容,还要看技巧,看时机,看对象。对身处朝廷——这一政治斗争中心的大臣来说,一句话就会有升迁之喜,一句话也会有贬戮之祸。我首先感兴趣的是高士廉的上言而不声张。

大唐王朝皇亲国戚高士廉,祖、父岳为北齐宰相,有着深厚的山东士族门阀背景。从传记上看,高士廉有军事眼光,曾因客观分析敌我形势而临危受命于交趾太守、大破敌军的记录,为日后降唐奠定了政治资本;高士廉有政治远见,当唐朝皇帝派遣使者到来,高士廉上表归国,立即带着交趾(今越南北)一大块地盘归顺大唐,得到秦王李世民的“亲重”;高士廉也有行政才能,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时,改变风俗,创办教育,兴修水利,颇有政绩;高士廉有识人之见,不失时机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李世民,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文德皇后。但高士廉亦有瑕疵,因坐匿王圭奏章不及时上报,而由位同宰相、对朝廷诏令有封驳之权的朝廷三大班子之一的门下省长官侍中,降为安州都督,处分可谓不轻;当唐太宗李世民要为奠定李唐王朝的阶级基础而委托高士廉牵头修立《氏族志》、以便“进忠贤、退悖恶”时,这位当初“自以齐宗室,不欲广交,屏居终南山下”的老先生就不识时务了,仍以山东士族门阀为第一,惹得唐太宗一肚子不高兴,引发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的议论,发出了“今皆反是,岂不惑邪”的诘问。然而,当唐太宗东巡洛阳,或讨伐高丽时,唐太宗就郑重地把江山托付于高士廉,与太子“同掌机务”;高士廉病逝时送葬不成,就登城楼望哭,让陪葬自己的陵墓昭陵,图形凌烟阁。这不仅是因为高士廉是皇后的舅舅,更因高士廉是玄武门之变的功臣。玄武门之变的首倡者和关键人物是李世民的大舅哥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的背后却是高士廉。当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白热化时,高士廉“乃与长孙无忌密计讨定”,当日便率吏卒释放囚犯并授予铠甲兵器,前往助战,帮助李世民夺得了皇太子之位。

李世民是十分看重各个文臣武将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的,玄武门之变就是考验文臣武将的试金石。在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的武将中,被迫归降的尉迟敬德功劳并不突出,但因早前拒绝了太子李建成的拉拢,在玄武门之变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射杀李建成的同伙齐王李元吉救下李世民,就进封吴国公,封一千三百户。后虽与宰相闹矛盾,与大臣争座位而大打出手,死后仍图形凌烟阁。在民间大名鼎鼎的胡闹王爷程咬金,归唐后功劳也不突出,但因积极参与玄武门之变,后虽有屠城之过,但也封七百户,图形凌烟阁。与之相比,拉着程咬金主动归顺“拨乱主”李渊的秦琼,为李唐王朝的建立,跟随李世民战美良川破尉迟敬德,迫使尉迟敬德归降;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未尝不身先锋鏖阵”,战功卓著,成为李世民镇敌王牌,战功名声远在尉迟敬德和程咬金之上,就因为在玄武门之变中态度不像尉迟敬德和程咬金那么主动,也只是封七百户,虽图形凌烟阁但在程咬金之后。

相比之下,李世民对策划玄武门之变的高士廉的看重,就情理其中了。他评价高士廉说:“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李世民显然是希望做为皇亲国戚的高士廉也能像魏征一样为群臣树立榜样,做出示范。战场上的征略杀伐已远,玄武门刀光剑影早逝,和皇帝的关系到了可托付江山的份上,还用“骨鲠规谏”吗?“骨鲠规谏”让魏徵们去干吧。还需朋党吗?那是别人牟取权位的伎俩。不仅如此,高士廉“凡有献纳,缙绅皆属以目;奏议未尝不焚稿,家人无见者”。《旧唐书》的记载是:“多所表奏,成辄焚,人莫知之。”事宜密成,自己的意见被皇帝采纳了,实行了,功劳就记在皇帝的账上,家人莫见,世人莫知,免得他们胡说八道,或者随意发挥而影响了皇帝的形象、动摇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份量和位置。太宗称赞说是“心术明达”,就是光明正大,这就是皇帝以及朝廷的政治标准。高士廉图形凌烟阁,自然是情理之中了。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高士廉因功曾进封申国公,并代袭申州刺史,是年就官拜右相了,志书上并无政绩的记载,所谓代袭刺史,也就这么一说。而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则是遭贬而任申州刺史的。姚崇此人,一是有胆识。武则天时,面对契丹大举侵扰河北,连陷数州,各州司檄书雪片般飞来,身为兵部郎中(司长级)的姚崇“奏决若流”,深得武则天赏识,即拜兵部侍郎(副部长级),不久又提升为宰相。二是有见地。武则天说起酷吏们主持刑狱,朝臣反逆案件颇多,怀疑有冤案,姚崇直言是逼供诬反所致,深得武则天欢心,赏银千两以表彰他的忠诚。三是讲原则。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损公肥私又屡次说情,被姚崇拒绝了,因而受张易之诽谤而遭贬。四是重情义。姚崇参与策划除掉武则天两男宠、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武则天统治;当中宗复辟临朝,王公百官欣跃称庆时,惟有姚崇呜咽流涕,声言事武则天久了,“情发于衷”,“悲不能忍”,惹得当政者不高兴,当天就贬为亳州刺史,又连调四个地方。五是富才干。当姚崇和宋璟同为睿宗朝宰相时,二人同心协力,革除中宗朝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一年时间就使时局俨然有贞观之相。六是讲大局。当时,皇妹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干扰朝政;诸王也手握兵权,掌管羽林军,威胁太子李隆基的地位,导致政局动乱不安,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姚崇和宋璟便联袂密奏睿宗李旦,要求将诸王出为刺史,将羽林军划归太子掌管,将太平公主一家东迁洛阳,以便安定局势。事关社稷安危,又是两位宰相联袂密奏,没想到在武则天高压下已是昏聩懦弱的睿宗皇帝,却把密奏泄漏给太平公主,惹得太平公主勃然大怒,严厉责怪太子。无可奈何的李隆基为摆脱困境,只得上奏指摘姚崇、宋璟离间王室关系,请加罪于姚、宋,姚崇、宋璟立即被罢相,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凳子还没坐热,又是连调了四五个地方。连续调动,是折腾人的一种手段,让你把时间都消磨在漫长无尽的道路上,让你饱受旅途风霜之苦,看你还有什么能耐可使,看你还有什么奏折可上。

从姚崇的历史看,此公尚且有谋略,富机巧,甚至“资权谲”,决非等闲,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称赞“姚崇尚通”,“善应变成务”,以姚崇之精明,岂不知得罪皇家王室的厉害?姚崇在武则天朝任宰相时,还同时兼任相王李旦的秘书长,对李旦深有了解,李旦登基成为皇帝后,中宗时一心想当“皇太女”的安乐公主等卖官鬻爵,大搞“斜封官”,已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搞得沟满河平,当他和宋璟建议把“斜封官”一律罢免时,就因为睿宗的优柔寡断而搁置未行。他完全可以想像可能发生的情况,太平公主一定会联合密奏中所涉及的诸家王爷,联合向皇帝告状,向他与宋璟发起攻击。当他和宋璟密奏时,他不可能不预测睿宗的态度,何况此次是牵涉到皇家内部?但事关大局,不能不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明知不可也必须为之,这就是所有富有政治理想、天下为公的政治家们最难能可贵之处,何况“少倜傥,尚气节”的姚元之(姚崇字)?他已完全把崇辱生死置之度外。

中国人不是推崇识时务者为俊杰吗?难道姚崇就这样不识时务?其实,识时务应该和顾大局结为一体,否则,识时务便成了追逐一己私利或一时之利的代名词,就失去了本来之义。姚崇、宋璟呛声时的大局是什么呢?就是维护太子的地位,维护政局的稳定,确保太子顺利接班。而当太子的地位、政局的稳定受到威胁时,就需要改变或扭转这种局面,起码也要有人站出来发声,指出其危害,引起皇帝的警觉,明白其危害,即使发声者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朝廷大臣因言获罪、遭贬受难,似乎成了造就著名政治家和著名历史人物的必修课、基本功。雄才自古多磨难,沧海横流,升迁贬罚,反反复复,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角逐中,熔铸了他们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和坚定信念;也提升了他们的政治信誉和人格魅力,赢得了社会的首肯和历史的赞誉。同时,还为他们拓展了实施政治抱负的和展示人生品格的空间,使他们的历史形象更加多姿多彩。因此,杭州有了“白公堤”和钱塘胜景,有了“苏公堤”和西湖的美奂美轮,有了屈原的千古《离骚》,有了范仲淹传唱不绝的《岳阳楼记》,有了欧阳修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才情重新赋予了城市崭新的文化品位,给山水以新的灵性,给人们以新的感悟,给人生以新的启迪,给人民以新的希望。姚崇在转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时,政法简肃,吏治清明,当地人为他立德政碑以记之,以致在他离任时,全境官吏百姓“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甚至连他的马蹬、马鞭,“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接任者“具其事奏之”,赞扬、传诵其美德。这也为姚崇后来第三次拜相留下了伏笔。

姚崇和宋璟遭贬后,“自是纲纪紊乱”,一切都乱糟糟的。当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摆脱了昏聩的老爹太上皇的干扰而主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纳当年姚崇、宋璟的主张,出诸王为刺史,解除他们的兵权,削弱他们的权力。姚崇自然被召回京城。而当唐玄宗要重新任命姚崇为相时,姚崇没有立即跪拜谢恩,而是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即著名的“十事要说”:不贪求边功,不允许宦官参政,外戚不得任省台官,拒绝赋税外的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政先仁恕,对大臣以礼相代,借鉴历史教训制定镇叛抑纂万代之法。面对皇帝敢于说出一系列的不字,并且每说一个不字,都要问一个“可乎”,大有咄咄逼人之势。没想到唐玄宗痛痛快快一口全部都答应了:“朕能行之”,第二天就拜姚崇为相并兼兵部尚书,接着升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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